第110节(第7/12页)

是的。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,过于冒昧。也是事有凑巧,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,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,承她信赖,向我征询意见。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“一折八扣”书,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,质量低劣,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,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。我顺水推舟,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,供她参阅,说明如果是我,宁愿婉谢垂青,我恳切陈词;以她的才华,不愁不见知于世,希望她静待时机,不要急于求成。她的回信很坦率,说她的主张是“趁热打铁”。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,那就是《传奇》初版本,出版者是《杂志》社。我有点暗自失悔,早知如此,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。

    《万象》上发表过一篇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,作者“迅雨”,是傅雷的化名,现在已不成为秘密。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。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,肯定《金锁记》是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”,同时对《连环套》提出严格的指责。一褒一贬,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,目标是同一终点——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。“没有《金锁记》,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《连环套》批评得那么严厉,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。”如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,凭这几句话,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。张爱玲的反应,是写了一篇随笔,远兜远转,借题发挥,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:“不!”很久以前,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:“老婆人家的好,文章自己的好。”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,就叫做《自己的文章》,后来收在散文集《流言》里。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,张爱玲才对《连环套》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。其实傅雷的议论,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,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,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,指出“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。‘五四’以后,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。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,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。”一扬一抑,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。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,利用编辑的权力,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,还因此惹恼了傅雷,引起一场小风波。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《怀傅雷》一文中,已经提到这件事,这里不再重复。

    唐文标在《张爱玲研究》一书中说到,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,《连环套》就被“腰斩”

    ,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《万象》出现。他看到了事实,却没有阐明真相。《连环套》的中断有别的因素,并非这样斩钉截铁。我是当事人,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,说不清楚了。但有一点确切无误,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,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,不存在任何芥蒂。有事实为证。

    张爱玲把小说《倾城之恋》改编为舞台剧本,又一次承她信赖,要我提意见,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。我没有敷衍塞责,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。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,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。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,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。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,自己设计服装,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,那天穿的,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,超级的宽身大袖,水红绸子,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,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——也许是如意。长袍短套,罩在旗袍外面。《流言》里附刊的相片之一,就是这种款式。相片的题词:“有一天我们的文明,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,都要成为过去。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,我应当是快乐的。”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,交际场上见多识广,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,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,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。

    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,导演是朱端钧,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,饰流苏的罗兰,饰范柳原的舒适,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。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: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。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,穿在身上很显眼,桑弧见了,用上海话说:“赤刮剌新的末。”桑弧是影片《不了情》的导演,张爱玲的熟朋友。——但这是后话。

    一九四

    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