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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大学。

    在香港大学,张爱玲共待了三年。

    离开了父亲阴沉的旧宅,离开了母亲有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,爱玲感到了一种心身自由的舒畅。尽管复杂的家庭纠纷已使她的人生观蒙上了灰色,但她仍旧在同学中是一个沉默的女孩。但热爱生命,对世界充满了新奇与兴趣的爱玲却渡过了她生命中生动的一页。

    香港是一个商埠,那里集中了殖民文化的浮华与喧嚣。爱玲的同学中,多半来自印度,马来西亚,英国以及欧亚混血等富足的华侨之女。她的同学中,有极聪明的印度女孩莫黛(后来成为张爱玲的挚友,张爱玲为她取名炎樱),有马来西亚华侨,在修道院读过半年书的金桃,会跳美丽平和的马来舞;还有纯洁的香港姑娘月女,每每担忧着被强奸的可能。这里的生活气氛轻松而又明快,张爱玲与好友炎樱常常沉浸在日常生活里具体的乐趣中,一起看电影,一起吃冰淇淋,一起去跳舞。张爱玲最初的留学日子里,充分享受着生命的精美。

    但这一切,并没有影响张爱玲的志向,张爱玲在沉闷的家庭里曾悟出她的做人之道:“一个人假如没有什么特长,最好是做得特别,可以引人注意。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,终其身,默默无闻,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,做点特别的事,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,不管他人是好是坏,但名气总归有了。”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,张爱玲的学生生活充满了计划。她与炎樱随意任性的性格不同的是,读书十分勤奋,甚至到了发奋的程度。她天生的聪颖和后天的努力,以及她的早熟及其世故,使她在豆蔻年华便能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,所以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。甚至有一位先生对她说:他教了十几年的书,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。张爱玲连得了两个奖学金,不是香港战乱爆发,她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继续深造。在这样的发奋下,她的英文出奇之好,“好过中文”,她的姑姑也赞叹她是:“真本事,随便什么英文书,她能拿起来就看,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。”并非说她看内容,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。于是她的英文写得流利、自然、生动、活泼。这为她后来回上海谋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    由于张爱玲的同学中阔人太多,张爱玲更是沉默寡语,冷眼审视。她的社交范围不广,只是同好友炎樱亲如手足。经炎樱的介绍,她认识了几个人物,其中有一个嫁过几次不同人种的广东女子麦唐纳太太,这女人后来便成为《连环套》中的主人公霓喜,还有一个本分的英国教师,罗杰安白登,这便是《沉香屑——第二炉香》中娶了中国女孩的罗杰先生。因为此时的爱玲纯粹是冷眼旁观,这些人物给了她深刻的印象,他们好像活泼地嵌入了爱玲的脑海里。

    香港大学三年级时,香港战争爆发。对于一帮沉溺于歌舞升平的富家子弟来说,不能够从更深的一层去理解战争。能够不理会的,一概不理会,在出生入死中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。张爱玲在对这段经历的回忆时做了一个比喻:“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上打瞌盹,虽然不舒服,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,到底还是睡着了。”

    张爱玲却没有睡着。战争的种种恐怖都清晰地刻在她的脑海里。她经受过家事变迁,人情冷暖,但枪声炮火给予她的刺激却是空前的。认识的人,不认识的人,就躺在自己的身边,眼前穿梭般来去血肉横飞的人们,耳边是枪鸣炮轰,张爱玲的心收得更紧了,她把自己牢牢地关紧,处乱世于不惊,居险境于平和,竟在炮火中又重新读了《官场现形记》,仅仅担心的是能不能够读得完。除此之外,便冷眼观察乱世中的人生,此时的人生如同唐诗所形容的“凄凄去亲爱,淫淫入烟雾”。许多人耐不住这空虚和绝望,而急急结婚了。张爱玲亲眼目睹了一对男女在空袭中却要借车子去领结婚证。望着并不十分“善眉善眼”的男人和亦不超凡出众的新娘,爱玲的思绪总是围绕着“生命到底是什么?”反复思忖着。也许在此时,她已孕育出几年后震惊文坛的杰作《倾城之恋》。

    休战后,张爱玲在“大学堂临时医院”做看护,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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