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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，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，李稷、陆师闵行茶法、市易于西川，刘定教保甲于河北，民皆愁痛嗟怨，比屋思乱。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，天下之民如解倒悬。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，窥伺事变，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，如得至左右，必进奸言，万一过听而误用之，臣恐国家自此陵迟，不复振矣。
这疏大意，是防哲宗召用熙、丰诸臣。还有一疏，仍系谏阻近幸，略云：
汉有天下四百年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及其亡也，皆由宦官，同一轨辙。盖与乱同事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汉自元帝任用石显，委以政事，杀萧望之、周堪，废刘向等，汉之基业，坏于元帝。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，宦官遂盛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，唐亡之祸，基于开元。熙宁、元丰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辈用事总兵，权势震灼，中正兼干四路，口敕募兵，州郡不敢违，师徒冻馁，死亡最多。宪陈再举之策，致永乐再陷，用臣兴土木之兵，无时休息，罔市井之微利，为国敛怨，此三人者，虽加诛戮，未足以谢百姓。宪虽已亡，而中正、用臣尚在。今召内臣十人，而宪、中正之子皆在其中，则中正、用臣必将复用，臣所以敢极言之，幸陛下垂察焉！
两疏呈入，哲宗仍然不省。范纯仁、韩忠彦等亦面请效法仁宗，均不见纳。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，甫出国门，杨畏即首叛大防。上言：“神宗更立旧制，垂示万世，乞赐讲求，藉成继述美名。”哲宗便召畏入对，并问：“先朝旧臣，孰可召用？”畏举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、邓润甫、李清臣等，各加褒美，且言：“神宗建立新政，与王安石创行新法，实是明良交济，足致富强。今安石已殁，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，请即召为宰辅。”哲宗却很是信从，当下传出中旨，复章惇、吕惠卿官。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，邓润甫为尚书左丞。至宣仁太后葬毕，吕大防回都，闻侍御史来之邵已有弹章，即上书辞职，哲宗立即准奏。拔去首辅，好算辣手。于是彼言继志，此言述事，哄得这位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，一心一意的绍述神宗。元祐九年三月，廷试进士，李清臣发策拟题，题云：
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，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，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，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，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。夫可则因，否则革，惟当之为贵，圣人
亦何有必焉！
原来元祐变政，曾禁用王氏《经义》《字说》，科试仍用诗赋，补上文所未及。所以李清臣发策，看作甚重。第一条便驳斥词赋，第二条阴主青苗法，第三条指免役，第四条论治河，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，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。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：
伏见策题历诋行事，有诏复熙宁、元丰之意。臣谓先帝设施，盖有百世不可易者。元祐以来，上下奉行，未尝失坠，至于事或失当，何世无之？父作于前，子救于后，前后相继，此则圣人之孝也。汉武帝外事四夷，内兴宫室，财用匮竭，于是修盐铁、榷酤、均输之政，民不堪命，几至大乱。昭帝委任霍光，罢去烦苛，汉室乃定。光武、显宗以察为明，以谶决事，上下恐惧，人怀不安。章帝深鉴其失，代之宽厚恺悌之政，后世称焉。本朝真宗天书，章献临御，揽大臣之议，藏之梓宫，以泯其迹，仁宗听政，绝口不言。英宗濮议，朝廷汹汹者数年，先帝寝之，遂以安静。夫以汉昭帝之贤，与吾仁宗、神宗之圣，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？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岁不用之人，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，则大事去矣。
哲宗接阅奏章，竟勃然大怒道：“辙敢比先帝为汉武么？”我谓神宗尚不及汉武。言下即欲逐辙。辙下殿待罪，众莫敢救。范纯仁从容进言道：“武帝雄才大略，史家并无贬词，辙引比先帝不得为谤。陛下甫经亲政，待遇大臣，也不当似奴仆一般，任情呵斥。”正说着，有一人越次入奏道：“先帝法度，都被司马光、苏辙等坏尽。”纯仁视之，乃是新任尚书左丞邓润甫，遂抗声道：“这语是说错了。法本无弊，有弊必改。”哲宗道：“秦皇、汉武，古所并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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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疏大意，是防哲宗召用熙、丰诸臣。还有一疏，仍系谏阻近幸，略云：
汉有天下四百年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及其亡也，皆由宦官，同一轨辙。盖与乱同事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汉自元帝任用石显，委以政事，杀萧望之、周堪，废刘向等，汉之基业，坏于元帝。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，宦官遂盛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，唐亡之祸，基于开元。熙宁、元丰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辈用事总兵，权势震灼，中正兼干四路，口敕募兵，州郡不敢违，师徒冻馁，死亡最多。宪陈再举之策，致永乐再陷，用臣兴土木之兵，无时休息，罔市井之微利，为国敛怨，此三人者，虽加诛戮，未足以谢百姓。宪虽已亡，而中正、用臣尚在。今召内臣十人，而宪、中正之子皆在其中，则中正、用臣必将复用，臣所以敢极言之，幸陛下垂察焉！
两疏呈入，哲宗仍然不省。范纯仁、韩忠彦等亦面请效法仁宗，均不见纳。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，甫出国门，杨畏即首叛大防。上言：“神宗更立旧制，垂示万世，乞赐讲求，藉成继述美名。”哲宗便召畏入对，并问：“先朝旧臣，孰可召用？”畏举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、邓润甫、李清臣等，各加褒美，且言：“神宗建立新政，与王安石创行新法，实是明良交济，足致富强。今安石已殁，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，请即召为宰辅。”哲宗却很是信从，当下传出中旨，复章惇、吕惠卿官。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，邓润甫为尚书左丞。至宣仁太后葬毕，吕大防回都，闻侍御史来之邵已有弹章，即上书辞职，哲宗立即准奏。拔去首辅，好算辣手。于是彼言继志，此言述事，哄得这位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，一心一意的绍述神宗。元祐九年三月，廷试进士，李清臣发策拟题，题云：
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，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，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，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，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。夫可则因，否则革，惟当之为贵，圣人
亦何有必焉！
原来元祐变政，曾禁用王氏《经义》《字说》，科试仍用诗赋，补上文所未及。所以李清臣发策，看作甚重。第一条便驳斥词赋，第二条阴主青苗法，第三条指免役，第四条论治河，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，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。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：
伏见策题历诋行事，有诏复熙宁、元丰之意。臣谓先帝设施，盖有百世不可易者。元祐以来，上下奉行，未尝失坠，至于事或失当，何世无之？父作于前，子救于后，前后相继，此则圣人之孝也。汉武帝外事四夷，内兴宫室，财用匮竭，于是修盐铁、榷酤、均输之政，民不堪命，几至大乱。昭帝委任霍光，罢去烦苛，汉室乃定。光武、显宗以察为明，以谶决事，上下恐惧，人怀不安。章帝深鉴其失，代之宽厚恺悌之政，后世称焉。本朝真宗天书，章献临御，揽大臣之议，藏之梓宫，以泯其迹，仁宗听政，绝口不言。英宗濮议，朝廷汹汹者数年，先帝寝之，遂以安静。夫以汉昭帝之贤，与吾仁宗、神宗之圣，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？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岁不用之人，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，则大事去矣。
哲宗接阅奏章，竟勃然大怒道：“辙敢比先帝为汉武么？”我谓神宗尚不及汉武。言下即欲逐辙。辙下殿待罪，众莫敢救。范纯仁从容进言道：“武帝雄才大略，史家并无贬词，辙引比先帝不得为谤。陛下甫经亲政，待遇大臣，也不当似奴仆一般，任情呵斥。”正说着，有一人越次入奏道：“先帝法度，都被司马光、苏辙等坏尽。”纯仁视之，乃是新任尚书左丞邓润甫，遂抗声道：“这语是说错了。法本无弊，有弊必改。”哲宗道：“秦皇、汉武，古所并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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