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落的笔记本(第4/5页)
很奇怪。”他沮丧地说，“我的问题恐怕没有办法解决了。”
“到底什么问题，你还没有告诉我。”
于是，他把他的疑虑都告诉了丹珍。
“哪有这种事？”她用一点都不相信的语气说，“你真是自寻烦恼。”
“你不了解它的严重性。”他摇摇头说。
“事情都过去十年了，有什么严重不严重！”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良心的责备，往往比法律的制裁更厉害。如果说那两位同志是由于我的过失而送了命，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，晚上能睡得安稳不？”
这天晚上，随便丹珍如何劝解安慰，陈振声都听不进去。而从此以后，这个可爱的家庭，也就覆上更浓的阴影。他很明白他在家庭中的地位，就像钟表上的发条一样，丹珍这个家庭中的主轴，是要靠他来推动的。他也知道这种黯黯不欢的生活态度，足以造成停摆，然而他只有歉然之感，却无力振作起来。
结婚十五周年的庆祝宴会，在勉为欢笑的情况下进行，让陈振声感到非常吃力。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，他就一言不发回到卧室，留下丹珍一个人在客厅里，指挥女工收拾残局。
他一个人在静静研究吴沛炎和孙志华的态度，似乎他们两个人都相信了杨毅的话，只是事隔多年，而且以志愿地下工作者的身份，早已脱离了原来的“关系”，好像不愿多事而已。
越是这样，越让他感到难受。他倒真愿意时光倒流，回到当年的环境让他自己请求交付调查，确定了他的无心之失，接受应得的惩罚，反可释然于怀。
“睡了吗？”他听见丹珍在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怎么不开灯？”
他懒得回答。灯光突然亮了，他觉得非常刺目，抬起右手遮在两眼上。
“唉！”丹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今天吴太太、李太太都悄悄儿问我，说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“我也说不上来。”
片刻的沉默以后，丹珍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语气说：“我问你，如果你知道了那本笔记本，只是无意中失落，并没有害了你的同志，你就可以安心了，是不是？”
“是的。”他说，“问题就在没有办法确实证明。”
“可以的。”她说。
“怎么？”他很敏捷地一挺身坐了起来。
“我告诉你，那本笔记本是我拿了。”丹珍很庄严地说。
陈振声的一颗心，几乎像要跳出胸膛以外。风韵依然非常迷人的丹珍，就在这片刻间，在他眼中，似乎化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魔。然而他到底是曾经受过训练的，知道在这紧要关头，需要泰然并表示同情的态度，才能让她吐露真话，因此，他平静地说：“你说下去。”
据丹珍说，她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后，就通过一条有力线索跟重庆发生了联系。这是陈振声在日本投降时就已知道了的。但他不知道，他从前的居停，那位王“司令”也早已输诚。陈振声身份的暴露，是由于有人告密，丹珍相信那个人就是杨毅。
当时，日本宪兵队责成王“司令”监视陈振声。他们曾经秘密地搜查过他的卧室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，因而也就没有下手逮捕他。不过，他们也发现了陈振声特别重视那个笔记本，相信那里面一定大有文章。
其后，由于告密的人确切指证，日本宪兵决定要动手了。王“司令”和丹珍父亲商议后，认为如果暗示陈振声出走，反显得无利有弊，还不如先让他被捕，只要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以他们两人的力量，不难把他救出来。
于是，剩下的问题就是消灭了那个成为“罪证”的笔记本。这一任务是丹珍自告奋勇，并在王“司令”家的听差协助之下而达成的。
“这是可信的吗？”陈振声在心里问自己。他似乎觉得知道一个人的秘密愈多，愈难相信这一个人。因为不知道这个人的秘密是否已尽于此。
“那么，还有跟我同时被捕的那两位呢？他们为什么没有被救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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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到底什么问题，你还没有告诉我。”
于是，他把他的疑虑都告诉了丹珍。
“哪有这种事？”她用一点都不相信的语气说，“你真是自寻烦恼。”
“你不了解它的严重性。”他摇摇头说。
“事情都过去十年了，有什么严重不严重！”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良心的责备，往往比法律的制裁更厉害。如果说那两位同志是由于我的过失而送了命，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，晚上能睡得安稳不？”
这天晚上，随便丹珍如何劝解安慰，陈振声都听不进去。而从此以后，这个可爱的家庭，也就覆上更浓的阴影。他很明白他在家庭中的地位，就像钟表上的发条一样，丹珍这个家庭中的主轴，是要靠他来推动的。他也知道这种黯黯不欢的生活态度，足以造成停摆，然而他只有歉然之感，却无力振作起来。
结婚十五周年的庆祝宴会，在勉为欢笑的情况下进行，让陈振声感到非常吃力。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，他就一言不发回到卧室，留下丹珍一个人在客厅里，指挥女工收拾残局。
他一个人在静静研究吴沛炎和孙志华的态度，似乎他们两个人都相信了杨毅的话，只是事隔多年，而且以志愿地下工作者的身份，早已脱离了原来的“关系”，好像不愿多事而已。
越是这样，越让他感到难受。他倒真愿意时光倒流，回到当年的环境让他自己请求交付调查，确定了他的无心之失，接受应得的惩罚，反可释然于怀。
“睡了吗？”他听见丹珍在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怎么不开灯？”
他懒得回答。灯光突然亮了，他觉得非常刺目，抬起右手遮在两眼上。
“唉！”丹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今天吴太太、李太太都悄悄儿问我，说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“我也说不上来。”
片刻的沉默以后，丹珍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语气说：“我问你，如果你知道了那本笔记本，只是无意中失落，并没有害了你的同志，你就可以安心了，是不是？”
“是的。”他说，“问题就在没有办法确实证明。”
“可以的。”她说。
“怎么？”他很敏捷地一挺身坐了起来。
“我告诉你，那本笔记本是我拿了。”丹珍很庄严地说。
陈振声的一颗心，几乎像要跳出胸膛以外。风韵依然非常迷人的丹珍，就在这片刻间，在他眼中，似乎化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魔。然而他到底是曾经受过训练的，知道在这紧要关头，需要泰然并表示同情的态度，才能让她吐露真话，因此，他平静地说：“你说下去。”
据丹珍说，她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后，就通过一条有力线索跟重庆发生了联系。这是陈振声在日本投降时就已知道了的。但他不知道，他从前的居停，那位王“司令”也早已输诚。陈振声身份的暴露，是由于有人告密，丹珍相信那个人就是杨毅。
当时，日本宪兵队责成王“司令”监视陈振声。他们曾经秘密地搜查过他的卧室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，因而也就没有下手逮捕他。不过，他们也发现了陈振声特别重视那个笔记本，相信那里面一定大有文章。
其后，由于告密的人确切指证，日本宪兵决定要动手了。王“司令”和丹珍父亲商议后，认为如果暗示陈振声出走，反显得无利有弊，还不如先让他被捕，只要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以他们两人的力量，不难把他救出来。
于是，剩下的问题就是消灭了那个成为“罪证”的笔记本。这一任务是丹珍自告奋勇，并在王“司令”家的听差协助之下而达成的。
“这是可信的吗？”陈振声在心里问自己。他似乎觉得知道一个人的秘密愈多，愈难相信这一个人。因为不知道这个人的秘密是否已尽于此。
“那么，还有跟我同时被捕的那两位呢？他们为什么没有被救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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