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 行于天地,再遇自己(第8/13页)
经等了很久,正望眼欲穿哩。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,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。握手时,他的手有点颤抖。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,耳朵聋,头摇摆不停,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。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常吃的食品。两位老人齐声说:“让我们好好地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!”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。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,他反问我:“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?”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。他说:“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;我想,不久就要打住了!”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,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。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、郁闷的。在他们前面,正如鲁迅在《过客》中所写的那样:“前面?前面,是坟。”
我心里陡然凄凉起来。老教授毕生勤奋,著作等身,名扬四海,受人尊敬,老年就这样度过吗?我今天来到这里,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。一旦我离开这里,他们又将怎样呢?可是,我能永远在这里待下去吗?我真有点依依难舍,尽量想多待些时候。但是,千里搭凉棚,没有不散的筵席。我站起来,想告辞离开。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:“才十点多钟,时间还早嘛!”我只好又坐下。最后到了深夜,我狠了狠心,向他们说了声:“夜安!”站起来,告辞出门。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,送到汽车旁边,样子是难舍难分。此时我的心潮翻滚,我明确地意识到,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。但是,为了安慰他,或者欺骗他,也为了安慰我自己,或者欺骗我自己,我脱口说了一句话:“过一两年,我再回来看你!”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,显得空荡、虚伪,然而却又真诚。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,他脸上现出了笑容:“你可是答应了我了,过一两年再回来!”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?我噙着眼泪,钻进了汽车。汽车开走时,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,一动也不动,活像是一座塑像。
过了两天,我就离开了哥廷根。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。坐在车上,同来时一样,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,错综纷杂。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,一一奔凑到我的眼前来;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,具体多了。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,有一个特别清晰、特别具体、特别突出,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。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,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。
1980年11月在西德开始
1987年10月在北京写完
满洲车上[1]
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,飞机没有,海路太遥远又麻烦,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。其中一段通过中国东三省。这几乎是唯一的可行的路;但是有麻烦,有困难,有疑问,有危险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建立了所谓“满洲国”,这里有危险。过了“满洲国”,就是苏联,这里有疑问。我们一心想出国,必须面对这些危险和疑问,义无反顾。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我们仿佛成了那样的英雄了。
车到了山海关,要进入“满洲国”了。车停了下来,我们都下车办理入“国”的手续。无非是填几张表格,这对我们并无困难。但是每人必须交手续费三块大洋。这三块大洋是一个人半月的饭费,我们真有点舍不得。既要入境,就必需缴纳,这个“买路钱”是省不得的。我们万般无奈,掏出三块大洋,递了上去,脸上尽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,说话更是特别小心谨慎,前去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,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清楚。
幸而没有出麻烦,我们顺利过了“关”,又登上车。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,个个谨慎小心,说话细声细气。到了夜里,我们没有注意,有一个年轻人进入我们每四个人一间的车厢,穿着长筒马靴,英俊精神,给人一个颇为善良的印象,年纪约莫二十五六岁,比我们略大一点。他向我们点头微笑,我们也报以微笑,以示友好。逢巧他就睡在我的上铺上。我们并没有对他有特别的警惕,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旅客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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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里陡然凄凉起来。老教授毕生勤奋,著作等身,名扬四海,受人尊敬,老年就这样度过吗?我今天来到这里,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。一旦我离开这里,他们又将怎样呢?可是,我能永远在这里待下去吗?我真有点依依难舍,尽量想多待些时候。但是,千里搭凉棚,没有不散的筵席。我站起来,想告辞离开。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:“才十点多钟,时间还早嘛!”我只好又坐下。最后到了深夜,我狠了狠心,向他们说了声:“夜安!”站起来,告辞出门。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,送到汽车旁边,样子是难舍难分。此时我的心潮翻滚,我明确地意识到,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。但是,为了安慰他,或者欺骗他,也为了安慰我自己,或者欺骗我自己,我脱口说了一句话:“过一两年,我再回来看你!”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,显得空荡、虚伪,然而却又真诚。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,他脸上现出了笑容:“你可是答应了我了,过一两年再回来!”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?我噙着眼泪,钻进了汽车。汽车开走时,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,一动也不动,活像是一座塑像。
过了两天,我就离开了哥廷根。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。坐在车上,同来时一样,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,错综纷杂。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,一一奔凑到我的眼前来;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,具体多了。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,有一个特别清晰、特别具体、特别突出,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。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,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。
1980年11月在西德开始
1987年10月在北京写完
满洲车上[1]
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,飞机没有,海路太遥远又麻烦,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。其中一段通过中国东三省。这几乎是唯一的可行的路;但是有麻烦,有困难,有疑问,有危险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建立了所谓“满洲国”,这里有危险。过了“满洲国”,就是苏联,这里有疑问。我们一心想出国,必须面对这些危险和疑问,义无反顾。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我们仿佛成了那样的英雄了。
车到了山海关,要进入“满洲国”了。车停了下来,我们都下车办理入“国”的手续。无非是填几张表格,这对我们并无困难。但是每人必须交手续费三块大洋。这三块大洋是一个人半月的饭费,我们真有点舍不得。既要入境,就必需缴纳,这个“买路钱”是省不得的。我们万般无奈,掏出三块大洋,递了上去,脸上尽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,说话更是特别小心谨慎,前去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,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清楚。
幸而没有出麻烦,我们顺利过了“关”,又登上车。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,个个谨慎小心,说话细声细气。到了夜里,我们没有注意,有一个年轻人进入我们每四个人一间的车厢,穿着长筒马靴,英俊精神,给人一个颇为善良的印象,年纪约莫二十五六岁,比我们略大一点。他向我们点头微笑,我们也报以微笑,以示友好。逢巧他就睡在我的上铺上。我们并没有对他有特别的警惕,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旅客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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