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1990农村开始 第10节(第6/7页)
”的“正规化”进程，以一种他无法抗拒的方式推进了。县农业局真的拨下来一点“物资”——两袋“试验专用”的过磷酸钙和尿素（数量很少，包装上印着“科研示范”字样），几本新的、更厚的《农作物田间试验方法》和《土壤农化分析》，还有一块白底红字、簇新的铁皮牌子，上面端端正正印着：“省农科院—豫东平原抗旱耐盐碱作物观测点（李家沟）”。
牌子是赵技术员亲自送来的，还带了一个小施工队——其实就是村里两个会点泥瓦活的后生。他们在试验田最显眼的位置，挖坑，埋桩，叮叮当当地把牌子竖了起来。簇新的铁牌，白得刺眼，红字醒目，在周围一片灰黄破败的景色中，突兀得像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宣言。王老栓、王技术员，还有不少看热闹的村民都来了，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
“看看，这才是正儿八经的‘点儿’！”
“省里的牌子呢！了不得！”
“远子这回可是真出息了……”
李远站在人群外围，看着那块牌子。阳光照在光滑的铁皮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，他有些眩晕。牌子很重，很结实，象征着认可和“正规”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他看着这块牌子，却想起了那口被木板盖着的、沉默的苦水井，想起了那几株靠硝土水吊着命的、孱弱的“小和尚头”，想起了自己半夜偷偷摸摸的、见不得光的试验。这块光鲜的牌子，和他正在进行的、在泥土和危险边缘挣扎的一切，是如此割裂，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深渊。
赵技术员很满意，拍着李远的肩膀：“李远同志，以后这里就是正规的观测点了。数据记录一定要严格按照规范，这些肥料，要科学施用，做好记录。我会定期来检查。省院的陈工也很关心这里的进展。”
“是，赵技员。”李远低声应着，垂下眼睑，掩去眼底复杂的情绪。
牌子立起来后，来试验田附近“转悠”的人明显多了。有的是纯粹好奇，远远看着，不敢靠近。有的则是村里别的、日子同样艰难的人，他们不靠近牌子，却会悄悄蹭到刘老蔫身边，或者趁李远一个人在田里时，凑过来，搓着手，带着卑微的、希冀的笑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
“远子，那牌子……真能管用不？你那麦种……能分咱一点不？不多，就一把，试试……”
“远子，听说你给老蔫头的玉米救活了？有啥法子，跟叔说说呗？我那豆子都快旱死了……”
“远子，省里给的肥……能不能匀一丁点儿？我家那点自留地……”
每一道目光，每一句询问，都像一根鞭子，轻轻抽在李远心上。他知道，这些人不是贪图那点肥料或种子，他们是被干旱和贫穷逼到了绝境，看到了一点微光，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，哪怕只是一根稻草。他看着他们被生活重担压弯的脊梁，被太阳晒得黝黑粗糙的脸，和眼里那点微弱而灼人的期盼，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，又涩又痛。
他能说什么？说这种子还不一定行？说肥料是“试验专用”，有数的？说他自己还在用“土方子”甚至偷偷试验“毒水”？他只能艰难地摇头，或者含糊地说“再看看”、“等有结果了”，然后在他们失望而理解（或者不理解）的眼神中，狼狈地移开目光。
压力，不再是抽象的、来自红印章或规范表格的压力，而是化作了这些具体的、活生生的、同样在干渴中挣扎的面孔和期盼。他感觉自己像被架在了一堆微弱的炭火上，四面八方都是眼睛，看着他，等着他，烤着他。
只有刘老蔫，似乎理解他的难处。老人会默默地挡开一些过于直接的请求，用他那木讷但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“远子在试，在记，急不得。等成了，少不了大家的。”或者说：“那肥是公家的，有数，动不得。”他把那点珍贵的“试验专用”肥料看得比眼珠子还重，每次李远施用，他都屏息凝神地在旁边看着，仿佛那些白色的颗粒是金子。
李老实对那块牌子的反应，则是另一种沉默。牌子立起来那天，他也远远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就走了。晚上吃饭时，他忽然对李远说：“牌子是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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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子是赵技术员亲自送来的，还带了一个小施工队——其实就是村里两个会点泥瓦活的后生。他们在试验田最显眼的位置，挖坑，埋桩，叮叮当当地把牌子竖了起来。簇新的铁牌，白得刺眼，红字醒目，在周围一片灰黄破败的景色中，突兀得像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宣言。王老栓、王技术员，还有不少看热闹的村民都来了，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
“看看，这才是正儿八经的‘点儿’！”
“省里的牌子呢！了不得！”
“远子这回可是真出息了……”
李远站在人群外围，看着那块牌子。阳光照在光滑的铁皮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，他有些眩晕。牌子很重，很结实，象征着认可和“正规”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他看着这块牌子，却想起了那口被木板盖着的、沉默的苦水井，想起了那几株靠硝土水吊着命的、孱弱的“小和尚头”，想起了自己半夜偷偷摸摸的、见不得光的试验。这块光鲜的牌子，和他正在进行的、在泥土和危险边缘挣扎的一切，是如此割裂，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深渊。
赵技术员很满意，拍着李远的肩膀：“李远同志，以后这里就是正规的观测点了。数据记录一定要严格按照规范，这些肥料，要科学施用，做好记录。我会定期来检查。省院的陈工也很关心这里的进展。”
“是，赵技员。”李远低声应着，垂下眼睑，掩去眼底复杂的情绪。
牌子立起来后，来试验田附近“转悠”的人明显多了。有的是纯粹好奇，远远看着，不敢靠近。有的则是村里别的、日子同样艰难的人，他们不靠近牌子，却会悄悄蹭到刘老蔫身边，或者趁李远一个人在田里时，凑过来，搓着手，带着卑微的、希冀的笑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
“远子，那牌子……真能管用不？你那麦种……能分咱一点不？不多，就一把，试试……”
“远子，听说你给老蔫头的玉米救活了？有啥法子，跟叔说说呗？我那豆子都快旱死了……”
“远子，省里给的肥……能不能匀一丁点儿？我家那点自留地……”
每一道目光，每一句询问，都像一根鞭子，轻轻抽在李远心上。他知道，这些人不是贪图那点肥料或种子，他们是被干旱和贫穷逼到了绝境，看到了一点微光，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，哪怕只是一根稻草。他看着他们被生活重担压弯的脊梁，被太阳晒得黝黑粗糙的脸，和眼里那点微弱而灼人的期盼，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，又涩又痛。
他能说什么？说这种子还不一定行？说肥料是“试验专用”，有数的？说他自己还在用“土方子”甚至偷偷试验“毒水”？他只能艰难地摇头，或者含糊地说“再看看”、“等有结果了”，然后在他们失望而理解（或者不理解）的眼神中，狼狈地移开目光。
压力，不再是抽象的、来自红印章或规范表格的压力，而是化作了这些具体的、活生生的、同样在干渴中挣扎的面孔和期盼。他感觉自己像被架在了一堆微弱的炭火上，四面八方都是眼睛，看着他，等着他，烤着他。
只有刘老蔫，似乎理解他的难处。老人会默默地挡开一些过于直接的请求，用他那木讷但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“远子在试，在记，急不得。等成了，少不了大家的。”或者说：“那肥是公家的，有数，动不得。”他把那点珍贵的“试验专用”肥料看得比眼珠子还重，每次李远施用，他都屏息凝神地在旁边看着，仿佛那些白色的颗粒是金子。
李老实对那块牌子的反应，则是另一种沉默。牌子立起来那天，他也远远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就走了。晚上吃饭时，他忽然对李远说：“牌子是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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